永安。
白帝城。
劉禪收到了馬秉所上表書。
看完之后，大喜無疑，遂取出自己的天子印璽蓋章留案，給馬秉承制假拜的諸夷頭目一個正經名份。
又手書一封，以馬秉為護苗中郎將，令其常駐武陵安撫諸苗，再命安南將軍馬忠先遣千人趕赴武陵，全聽馬秉調度。
其后又將陳到、輔匡、閻宇諸大將重臣詔至白帝故殿。
陳到、輔匡、閻宇諸人見到馬秉書信，無不喜悅。
卻說馬秉先是成功說服了五溪苗王沙烈，使其感大漢威德，愿為大漢南方之援。
又與沙烈于苗人盤王祠前以苗刀劃破臂腕，滴血入盞，在苗人大小頭目近百人矚目下，漢苗二族之血成功融合在一起，一如六年前漢侍中馬良與苗王沙摩柯之血相融。
這意味著漢苗之盟得到了盤王應許，五溪諸夷素來信奉盤王，再加上大漢破吳于西城，斬馬忠首級，擒孫權大將步騭、諸葛瑾，苗吳之間前仇舊怨稍稍得報，于是諸夷頭目皆以為天意在漢。
馬秉遂持天子符節，于五溪苗寨盤王祠前，與苗王沙烈及數十頭目再度歃血為盟，誓共伐吳。
又按照諸苗部族大小，承制假拜諸夷頭目為將軍、校尉、司馬等等大漢官職，并上表天子，于是諸苗人心悅漢。
桓靈以來，中樞權威衰落，地方治理混亂。
朝廷既無能力、也無意愿恢復對南方異族的懷柔之策。
加上地方官員因個人好惡、能力不足、貪暴無恩等等原因，對邊地異族盤剝無度，刑殺過甚，激起了南蠻百越的激烈反抗，就如同西北地區的百年羌亂。
與對付羌人一般無二，針對南方越人、蠻人、夷人的暴動，朝廷同樣采取了血腥鎮壓政策，這就導致蠻夷百越的暴力反抗越發激烈，越發難以中止。
而這種暴力鎮壓的政策，非但使得蠻夷百越與大漢越發離心離德，痛恨朝廷，便是南方與蠻夷百越相接的漢民也深受其害。
民間甚至有不滿之言：“虜來尚可，官來殺我”。
平亂的官兵不只殺蠻夷百越，更擾殺百姓，所謂“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便是如此，南方百姓對官軍擾民殺民的憤慨超過了對蠻夷百越叛軍的恐懼。
雖有個別地方官員曾以恩信招誘蠻夷內附，但這種懷柔只是極個別地方官的極個別行為，并不能上升為國家層面的大政方針。
荊州方面，經過桓靈之世幾十年時間的發展，漢夷之民相互仇視已經成為慣性。
劉表在荊州，雖名為荊州之主，但他“單騎入宜城”，手底下沒有半支屬于自己的軍隊，哪怕是自己的近衛，都是其妻蔡氏帶來的。
其人本質上，不過是荊州世豪捧出來的一個空架子。
荊州世豪借劉表漢室宗親之名，尋求割據之實罷了。
所以即使劉表有安撫諸夷，使之能為己用之心，但蔡氏、蒯氏、黃氏為首的荊州世豪，對于劉表的安撫之策全部表示反對。
說荊州夷民異族也，畏威而不懷德，只有暴力鎮壓，使子孫無遺，荊州才能安定。
劉表無可奈何。
直到先帝為荊州之主，依靠打贏了赤壁之戰的軍隊，崩解了蒯氏、黃氏、蔡氏、張氏等世豪在荊州盤根錯節的勢力，才開始對湘西大山諸夷采取了安撫招誘之策。
在先帝治下，荊州漢夷之民得以相安無事十余載，漢夷之間的矛盾終于得以緩解。
如若不然，何以沙摩柯能在大漢已失荊州之后，仍然愿意為大漢效忠死命？
所以在丞相討伐南中時，馬謖向丞相提出了所謂“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的計策。
這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創舉，而是直接抄大漢在荊州安撫諸夷的高分作業。
反觀孫氏？
自打入主江東后，便長期派兵鎮壓山越。
二十余年間，為了討伐山越的暴民，幾乎動用了東吳所有名將，與山越間的戰爭從未停歇。
孫吳從大漢手中奪走荊州后，境內同樣暴動不斷。
不論漢夷，不樂接受孫權統治者不可勝數，雖被鎮壓，卻如同韭菜一般割了又長，繼之不絕。
而荊州諸夷與揚州山越，在很多方面沒有太大差別。
但先帝能安撫荊州諸夷，孫權卻做不到。
一個是雙方出身經歷不同，導致對治理異族的理念不一。
先帝在幽州時，數任幽州刺史安撫烏桓、鮮卑得力，內徙幽州的雜胡數以十萬計，與漢人通婚雜居，相處融洽。
先帝為公孫瓚帳下司馬時，麾下便有烏丸雜胡騎千余人。
孫氏呢？
之所以能夠起家，就是孫堅有幸去了一趟西北，平了一次羌亂，最后因平亂之功得到了侍郎官身，躋身士族之列。
故此，雙方看待邊疆異族的心態是大不一樣的。
除經歷理念不同外，則是雙方成為一方諸侯后的名聲不同。
孫氏入主江東后，以武力殘暴鎮壓吳會的反對勢力。
彼時揚州的劉繇、許貢、嚴白虎等人都曾連結吳會山越，對抗外來的孫氏，所以不論漢人越人，亡于孫氏手下者無數，民怨沸騰。
山越跟吳會的漢人可不一樣，他們沒有隨孫氏顛覆天下的野心，有的只是破家滅門的仇恨。
這就導致孫氏安撫山越的信任成本無限大，幾乎不可成行，最后只能破罐子破摔，一條路走到黑。
而先帝在亂世之初打拼出來的赫赫威德，及漢室宗親的名頭，使得他頒布的招撫之策信任成本極低，夷人畏威懷德，漢人不敢造次，于是安撫之策遇到的阻力很小。
“陛下，倘若真如馬侍郎所言，荊南郡縣一旦同時起兵，交州亦隨之蜂起，吳之西境一時俱亂，吳人豈不方寸盡失，顧此失彼？”
輔匡看完馬秉之信，喜笑顏開。
“屆時，荊南、交州皆沸。
“孫權北受曹魏進逼，西有大漢虎視，南有大亂生于肘腋之間，豈有不敗之理？”
陳到亦是感慨一聲：
“想不到大漢雖已失荊州將近六載，荊楚之民卻仍顧念先帝舊恩，興漢之志未移。
“既能得荊楚百姓萬民之心，則荊楚何愁不克？
“我大漢中興之業，如日之升，可計日而待啊。”
閻宇、鄭璞、張固等人全部看完了馬秉呈遞天子的書信，同樣與陳到輔匡二人一般，連連稱賀。
據馬秉之信，在他與武陵諸夷歃血盟誓之后，沙烈等苗人頭領便將湘西、荊南的態勢與他細細道來。
原來，自打夷陵一戰后，荊南諸郡縣仍然有許多人心系漢室。
詹晏、陳鳳奮起反吳，最后戰敗身死。
秭歸大族文布、鄧凱，招聚五溪夷兵數千人反吳，亦被陸遜鎮壓。
其后，仍不時有荊州豪族遣人聯絡感懷大漢威德的五溪夷，想與五溪夷舉武陵郡反吳歸漢。
武陵從事樊伷與裨將習珍在聯絡五溪夷后，同時舉兵。
孫權遂遣曾為大漢主事荊州的潘濬率五千兵馬往武陵征討。
但彼時五溪夷因為苗王沙摩柯之死，處于內亂當中，人心不一，不能及時出兵。
樊胄為潘濬所殺。
隨樊伷、習珍起義的武陵七縣很快相繼淪陷。
習珍只得帶領數百殘兵上山避敵，并道出“我為漢鬼，不為吳臣”的豪言壯語。
其人在山上力拒潘濬，堅持了一個多月，糧食和箭矢都用盡了，習珍引劍自殺。
習氏乃襄陽大豪，掌大漢禁軍一校的步兵校尉習隆便出于其族，今在成都，掌校大漢秘書。
習珍既死，弟弟習宏淪落東吳。
孫權有問，其必不答。
習珍死后，遺一子習溫。
已叛漢降吳的潘濬為拉攏習氏為吳所用，便當眾指十六七歲的習溫而夸贊曰：
此子名士，將為我荊州議主。
其后指示潘氏子弟與習溫交好。
習溫既已及冠，選為武陵功曹。
三年前，習溫受陸遜之命，親入武陵源與五溪夷結交安撫。
彼時剛平定五溪諸夷內亂，奪回苗王之位的沙烈，念習溫之父習珍曾為大漢盡忠死命，算個英雄，于是便對習溫開始了反向勸誘。
想讓習溫與五溪夷舉武陵七縣反吳歸漢。
但遭到習溫拒絕。
他說漢吳既已結盟，并力討魏，那么即使五溪夷欲舉郡反吳，也不會得到漢朝的響應。
這有悖于漢朝國策。
漢吳不可能為武陵破盟一戰。
沙烈見說服不能成功，遂暫罷起兵反吳之心，與吳國虛與委蛇，以從吳國那里獲得鹽鐵，鑄造甲兵，積攢糧草，壯大自身實力。
然而彼時觀習溫聲色，非是他忘了父仇，而是因為漢吳同盟，使他志不得伸，父仇難報，為了家族的延續不得已屈身事吳。
如今漢吳已破盟一戰，先有西城大捷，今又有大漢乘破竹之勢繼續伐吳，那么這位武陵功曹、臨沅令可以爭取。
在步騭離開荊南后，為孫權鎮壓荊南的都督名曰蔣秘。
其人沒有步騭那般的威德，在荊南四郡殘暴無恩，刑殺無度。
所以即使吳人已竊荊州五載，曾沐浴過先帝圣德，受過先帝之恩的武陵、零陵、桂陽、長沙荊南四郡，仍有許多仁人志士不滿于孫吳統治，欲歸大漢。
兩年前，與廖化同族的襄陽廖潛，與費祎同族的江夏費楊，一人為零陵都尉，掌零陵一郡之兵，一人為零陵功曹，掌零陵一郡人事任免。
二人遣使五溪，想通過五溪夷與大漢建立聯系。
但沙烈為了養精蓄銳，已經接受了習溫的安撫。
又擔心來人可能是孫權派來試探苗人虛實的，所以在清楚了廖潛、費楊二人使者的來意后，沙烈直接把他們趕到了山門之外。
然而，據廖潛、費楊二人派往五溪的使者所言，他們這幾年已經聯系了桂陽、零陵及交州蒼梧、臨賀、郁林諸郡豪強長吏上百人，隨時可以聚兵數萬反吳。
倘若五溪夷能與大漢建立聯系，說服大漢對吳動兵，則荊南四郡、交州三郡一旦舉旗，荊、交二州必將非吳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