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安沒有選擇回鳳陽，也沒有前往最近的綠營駐地，而是義無反顧進了宿州城。
將自己直接置于烈火之上，漩渦之中。
這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勇氣，更是一種智慧。
責任是對災民的，勇氣是對白蓮教的，智慧是對老太爺的。
所謂富貴險中求的道理。
如果趙安選擇回到鳳陽觀望，宿州真的爆發白蓮起義的話，其在老太爺眼里肯定是要丟大分的。
要知道遏必隆刀不光是讓趙安用來清理安徽的貪官污吏，更是老太爺的一種“放權”和信任。
權力給了，結果安徽還是鬧出大亂子來，那這就是趙安的責任了。
而起義一旦發生就逼的趙安不得不鎮壓，如此一來，死亡人數就會急劇增加。
兵禍的可怕從來都不在天災之下。
活著的災民已經夠可憐了，幾乎家家都有親人死于這場大災，好不容易撐到現在再攤上一場無枉兵禍，真就是一根救命稻草都不給，讓災民徹底沒活路了。
故唯有親臨一線，動用一切手段避免起義爆發，將損失降到最低，才是趙安的首選。
現在宿州面臨的軍事壓力比救災壓力更大，因為不僅亳州、蒙城方向有大量災民向宿州遷移，本州境內災民也蠢蠢欲動。
種種情報顯示，災民往宿州的突然聚集同白蓮教脫不開關系。
駐守在宿州西邊袁家集的一支綠營汛兵就向州城告急，說發現大股捻子已越過肥水東進，這些捻子人少時為災民，人多時就為匪，骨干皆是亡命徒。
目前進入宿州境內的捻子雖未與官軍沖突，但明顯有人接應，加之“劫蓮將至、大明復興”的謠言在宿州境內大量傳播，民謠更是公然把大清稱為“韃子幫”，號召災民團結起來推翻大清。
這就讓宿州知州李文愁的睡不著覺，擔心災民馬上就要造反，便懇請暫署布政使的趙安關閉城門，不要再繼續給災民放糧施粥，集中所有力量確保州城不失。同時趕緊報請巡撫、總督向宿州火速調兵，以防萬一。
在趙安看來，所謂“捻子”就是白蓮教在安徽的一種軍事組織形式，或者說是白蓮教與皖北地方力量相結合的一種起義軍雛形。
對于“捻子”，趙安再熟悉不過，因為再過幾十年皖北的“捻子”就會發展為“捻軍”——一支從太平軍手中接過抗清大旗的強大漢人地方武裝集團。
這支漢人武裝集團也是淮海創業園區最后的輝煌。
捻軍不僅全殲了清廷最后一支騎兵僧格林沁集團，其西路軍甚至從陜西渡過黃河天險一直打到了京師盧溝橋，驚的清廷差點又要搬家。
因此，說實話，“捻子”的突然出現令得趙安有些緊張。
僧格林沁的騎兵都對付不了捻子，他拿什么對付？
印象中捻軍可是一支半機動部隊，擁有大量代步的騾馬。
而他手中的能夠節制的清軍五十匹馬都湊不出來，武器裝備差，戰斗力更差，披甲率不足百分之一。
地方民團都不如。
然而仔細梳理前世歷史卻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白蓮大起義并未波及安徽，且是在嘉慶元年于湖北爆發，這說明白蓮教在安徽的活動是被鎮壓了的，或者說白蓮教在安徽地區的活動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這才轉而在官府力量更為薄弱的湖北、四川、河南三省交界起事。
之前得到的相關情報也表明白蓮教于皖北活動猖獗，但一直是分散的，除了幾起與官軍沖突事件，白蓮教并未組織教眾攻城掠地，更未有計劃的組織災民向某一區域轉進。
看起來，白蓮教的整體行事也是頗為低調的，估計是不想過早暴露。
因此亳州、蒙城方向突然向宿州涌來大量災民，且有大量白蓮教組織的“捻子”活躍其中，而這些地區的官府和駐軍也沒有向趙安這個暫署藩臺通報，加之趙安向朱珪請求的撫標兵被派往亳州，這就令得趙安有理由懷疑朱珪是在借刀殺人，想利用白蓮教除掉他。
如果朱珪真這么做，那他就是在玩火。
因為，此舉很有可能讓安徽提前爆發白蓮教大起義！
趙安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卻不得不防朱珪在玩火，“黨爭”這玩意有時候是不講任何道理，也不講任何是非的。
前明東林黨人不是沒有道德高尚之人，不是沒有天下稱頌的大儒賢士，然而一旦涉及黨爭，再高尚的人都會做一些令人不恥的事，再如何心懷天下的人也會漠視無數生命逝去。
黨爭，可謂是士大夫集團永遠無法抹去的陰影。
嘉慶殺和珅，本質就是黨爭。
不過是皇帝親自下場操刀而已。
不管此事背后是不是朱珪在操盤，趙安也準備借刀殺人。
被關押在鳳陽府城的白蓮教徒洪寶曾經招供白蓮教要推選的領袖“牛八”二字，合起來就是朱字。
要奉朱六太子之后光復明朝。
起義那天便是所謂的“劫蓮”降下之日。
趙安懶得去查朱六太子是怎么回事，他只知道朱珪也姓朱。
有點巧。
這個聯系明顯牽強，說出來都沒人信，因為朱珪跟他哥哥朱筠都是乾隆朝名士，以“二朱”并稱學界。
如果朱珪兄弟二人是朱明后人，怎么可能身居高位呢。
朱珪又怎么可能被生性多疑、防漢防到瘋狂的老太爺指定為輔佐儲君的重臣呢。
但趙安也沒說朱珪就是“牛八”，只是告訴老太爺白蓮教現在皖北鬧的很兇，早在去年就開始在安徽全面鋪開，而之前不管是安徽災情還是白蓮教活動情況，朱珪都沒有如實向朝廷奏報。
屬于刻意瞞報。
為什么要瞞報？
為什么“牛八”突然就要現世，為什么大明就要復興，為什么朱珪突然要在安徽搞團練，為何趙安向他請求調兵到宿州，結果兵卻被派到了亳州，為什么災民之中出現大量有武裝的捻子.
趙安不做任何主觀認定和個人推測，只如實將發生的事情告訴老太爺。
老太爺怎么看，不關他的事。
哪怕老太爺依舊不懷疑朱珪的忠誠，但朱珪的能力勢必要打個對折。
安徽現在這團亂麻溯源的話，可不就是朱珪這個巡撫無能么。
折子發出去后，趙安也沒有閑著，接連給兩江總督衙門發去兩封告急文書，請求總督府調派精兵入駐宿州，同時以所兼的徽慶池太道身份調這幾個府州的綠營兵北上。
又命鳳陽本地駐防的綠營兵向宿州集結，命令發出后已經有兩營三標兵奉命進駐宿州城，兵員1200余人，加上宿州城中的綠營守兵400人，總兵力不到1700人。
知州李文雖然也動員三班壯役進入“戰時”狀態，能用的壯役也就1000人左右，總共不到三千人的兵力面對幾十萬災民無疑杯水車薪。
徐霖部也收到了命令，但最快也得六七天才能趕到宿州，而且只能來一千人，因為必須要留一半兵力確保糧道通暢。
故李文一再請求趙安下令關閉城門，然而趙安并沒有采納李文的意見，仍是命人每日準時于城外幾座賑災營放糧施粥，確保災民有一口活命粥入肚。
真放任不管那就是激化矛盾，徹底將災民推給白蓮教。
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災民潮，一撥又一撥快馬拿著趙安的親筆信、批示、條子飛奔各地。
只為一樣東西——糧食！
同時趙安也命李文這個知州派出大量差役混入災民群體，追蹤謠言傳播源頭以及監控災民內部的“組織”傾向。
為了確保災民不被白蓮教“爭取”去，趙安推行“大隊法”，即將同一個地區的災民編成大隊，下面再設中隊、小隊，任命災民中德高望重者、輩份較高者擔任大小隊長，并給予大隊長直接同官府面對面接觸的待遇。
即小隊有事找大隊，大隊有事找知州，知州有事找藩臺。
又于各處賑災營廣貼告示，鼓勵災民揭發內部活動的“奸小”，凡揭發者都可得十斤小米。
十斤小米在平常不算什么獎勵，眼下卻是比人命還寶貴的東西。
災情最重時三斤小米就能買一個黃花大閨女！
種種措施以及每日都能活命的粥，一定程度安撫住了本地災民，雖然謠言傳播還是未能有效遏制，但只要還能有口吃的，大部分災民還是不敢跟著白蓮教造反的。
針對白蓮教活動的舉報獎勵開始有了成效，州衙一天就根據揭發抓了六十多名在災民中活動的白蓮教徒。
趙安給知州李文的指示是深挖。
挖上線，挖下線，將白蓮教在災民中的組織體系挖出來加以斬斷。
為讓災民堅信官府不會放棄他們，趙安不顧知州李文勸說將藩臺臨時駐地設在城南賑災營，每日放粥時必定出現在災民視線中，每日傍晚也必定帶人巡視各營，對災民極盡噓寒問暖。
災民們已經不止一次看到堂堂藩臺大人背著生病的孩子緊急趕往設在賑災營邊上的醫所。
趙安做的另一件事則更讓災民觸動，就是下令各地官府統一調查災民賣兒賣女情況，統一登記后由藩庫動用資金遣人贖回。
雖然此舉不可能真贖回所有被賣的婦女兒童，卻讓趙安的青天之名在皖北大地徹底打響。
這日趙安在營中接待幾個年老的“大隊長”時，忽被告知綠營逮住一條大魚。
一個叫劉寶的人被外出巡視的一隊營兵抓獲，此人操著的是外地口音，身上竟攜有七千兩銀票，又說不出來宿州做什么，故被第一時間送到了趙安處。
這劉寶一開始嘴很硬，堅稱自己只是商人，可又說不出做的什么生意，趙安審了半個時辰便沒了耐心，知這種人不上大記憶恢復術是不行的。
因而換慶遙等人用刑。
別說，這劉寶還真是一條漢子，任憑慶遙等人如何折磨就是不吐一字。
百里云龍在邊上見了拿匕首走到這劉寶面前，一下將其褲子拽到底，將匕首直接抵在其要命處，冷冷說道：“最后一次機會，不招的話便叫你小子斷子絕孫。”
劉寶終不是可以為了白蓮教信仰付出一切的硬漢，在匕首即將用力斬下時招供其是三陽教的人，奉掌教師尊劉之協之命來鳳陽聯絡鹽匪謝鴻儀、楊彪，其身上那七千兩銀票就是謝、楊二人給教里的資金支持。
楊彪也是劉之協在鳳陽招收的弟子，其與謝鴻儀手下有三千多號人，都是販私鹽的亡命徒。
先前鳳陽官府曾派兵圍剿過二人，結果被二人伏擊大敗。
兩江總督衙門獲報后再次組織兵馬圍剿，但因二賊收到風聲轉移潛逃作罷。
又供認劉之協等三陽教骨干可能已經轉移到宿州地區，因為亳州那邊官兵圍剿力度很大。
但未提及其師劉之協與官府有什么勾結，只說劉之協是去年潛回安徽的，之前做過什么他不清楚，因為他是年初才被劉之協招為弟子的，在教中擔任的是“交通員”角色。
聽完劉寶的供詞，趙安好奇詢問對方：“你與楊彪、謝鴻儀是如何聯絡的？二人現在何方？”
劉寶不敢隱瞞如實說出，并供出教內接頭用的秘語。
“帶下去。”
趙安讓慶遙等人將劉寶帶下去好生關押，之后于案桌沉思，繼而看向百里云龍：“云龍，敢不敢去會會謝、楊二人？”
聞言，百里云龍毫不猶豫道：“云龍就是拼著一死也要為少君剿滅二賊！”
“不是讓你帶兵去剿滅他們，而是讓你去說服他們。”
趙安搖了搖頭，起身走到百里云龍面前，“你去跟謝、楊二人說，只要他們帶人投奔我，他們之前犯的事不僅一筆勾銷，以后皖北地區的鹽由我這個藩臺做主都歸他們賣，另外我再向朝廷保舉他二人一個當守備、一個當千總，手下的弟兄單立一營，就叫淮字營。”
說到這，頓了下，“若二人不愿投效于我，只要我任安徽藩臺一日，便叫二人一日不得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