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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零六十六章 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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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佑恭用手里的黃金寶鈔,換了點糖票,而后去買了一點東西,找零的時候,攤主多給了他十二文錢,之所以多給這些,攤主給的是私票,德樂糖坊發的有價票證。

  他到德樂糖坊買了點糖,把私票花了出去,才回到了巡撫衙門。

  他這么轉了一圈,在街面上真的走了大半天,明白了糖票運作的基本邏輯。

  這東西和費利佩發行金債券的原理,幾乎完全一致。

  就像泰西人相信,珍寶船會把新世界的黃金白銀,源源不斷的帶回西班牙一樣,幾乎所有廣東人都相信,方糖會源源不斷的通過商行、商幫、窮民苦力的小舢板,運抵廣州府。

  事實上,府庫里沒有那么多的方糖,任由糖票兌換,但人們還是接受了糖票,因為需要一種一般等價物去衡量貨物價值。

  而且,糖票除了糖這個錨定物之外,還有一個讓李佑恭意外的錨定物,那就是煙草。

  在南洋,煙草廣泛種植,煙絲也成為了寶鈔通行前南洋的貨幣,硬通貨里的硬通貨。

  自從大煙草完全官營以來,煙草課稅極重,即便是廣州官營煙廠,也要繳納足額的稅賦,煙草的價格自然包含了稅賦。

  而在南洋有一大堆的小廠進行烤煙,而這些煙絲,就成了走私的重頭戲。

  也是這些小舢板和海防巡檢博弈的關鍵點,因為有些走私煙絲,走著走著就開始走煙土阿片了。

  糖和煙,共同構成了糖票在廣東的流行,但局限于廣州府一地,因為兩廣地區,只有這里最是繁華。

  李佑恭轉了半天,確定了一件事,人們對貨幣接受程度,是寶鈔大于通寶,大于白銀,大于官糖票,大于私票,大于飛錢。

  飛錢是一種很薄的鐵錢,這種小錢在大明兩百年時間里長期流通,是大明的主要貨幣,二十來年的時間,小錢被萬歷通寶幾乎完全擠出了市場流通。

  不是只有劣幣可以驅逐良幣,良幣同樣可以驅逐劣幣。

  人們別無選擇,才會接受劣幣,而不是天生喜歡劣質的東西,是市場上有太多的劣幣,而良幣完全不足,良幣才會被驅逐。

  只是讓李佑恭萬萬沒料到的是,廣州府這地方,居然對白銀并不是那么的熱衷,寶鈔和通寶更加容易被人接受。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也非常簡單,白銀軋印成銀幣后,不太好找零,一枚銀幣等于七百枚通寶,日常使用中,銀幣這種大錢,其實非常不方便,多是用于儲蓄、大筆交易,而日常生活,都用銅錢。

  但是銅錢完全不如黃金寶鈔好用,銅錢又太小了,攜帶非常不方便,相對寶鈔較重、體積小還容易丟、同時還不太方便保管,在市場里,不管是買東西的還是賣東西的,都不太喜歡銅錢,因為銅錢不太好換銀幣。

  寶鈔和通寶,都可以在會同館驛兌換成銀幣,但是通寶的面值太小了,導致會同館驛兌銅錢的積極性很低,再加上朝廷推動黃金寶鈔的發行,會同館驛更傾向于兌換寶鈔。

  所以,才有了寶鈔大于通寶大于白銀這種現象。

  兩廣巡撫劉繼文,請求朝廷定向增發黃金寶鈔,是地方需要,同樣也是當務之急。

  李佑恭將他在廣州府的見聞,處置的案件,詳詳細細的奏聞給了陛下。

  朱翊鈞收到奏疏的時候,已經是七月十一日,他看完了李佑恭的奏疏,情況還算樂觀,確實沒有那么多的內鬼。

  至于那些敢對大明軍出手的海寇,既然選擇了對立立場,那就不是大明人了。

  “糖票,朕做了二十二年皇帝,依舊沒能解決錢荒的問題啊。”朱翊鈞有些感慨的說道。

  以前張居正賄賂馮保,用的是鹽引,和現在廣州府流行的糖票,幾乎沒有差別,都是有錨定物的貨幣。

  大明缺錢缺的厲害,連廣州府這種大都會,都缺少足夠的白銀流通。

  當然,這不是朱翊鈞這個皇帝失敗,而是大明就是個饕餮,胃口太大了,多少白銀填進去,都不夠用。

  “下章戶部,議一議定向增發的事兒。”朱翊鈞寫好了公文,讓張宏送去戶部,給個定向增發的意見,這不可避免的會涉及到了寶鈔超發的問題。

  皇帝現在對超發,已經沒有那么的擔憂了。

  西洋商盟,可以作為一個閘口,把寶鈔向西洋泄洪,營造潮汐。

  而實現這一切,需要以貨物為根基,大明一旦失去了商品優勢,就會慢慢失去這種營造潮汐的能力。

  大明正在逐漸完善海外開拓與殖民的理論建設,關于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殖民,已經開始全面鋪開。

  而朱翊鈞本人三十二歲,春秋鼎盛,如果還能掌舵三十年不變,說一句大明完成了中興,絕不為過。

  “不是,這安南是大鍋亂燉嗎?這都亂成了一鍋粥。”朱翊鈞看著陳璘、駱尚志、李佑恭等人的奏疏,一臉的不敢置信。

  一個小小的安南,居然有了五駕馬車!

  大明也就皇帝這一駕馬車,文張武戚都在車上,可是安南四大家族一共有五個,多出來的那一個是權臣鄭松。

  鄭松把莫氏擊敗,莫氏家主,安南都統使莫茂洽、莫全,相繼被鄭松斬殺。

  鄭松奪回了升龍城,扶持了新的君王,自己任命自己為‘都元帥總國政尚父平安王’,當之無愧的攝政王。

  而安南四大家族,手下可統計的各方勢力,足足有七十二個之多,形成了五主七十二家亂戰的局面。

  同墨、黎藻、杜檜、阮康、陳紅衣、潘進江、武貢等等,這些名字密密麻麻的羅列在了皇帝的面前,而這七十二家,有超過三十家,都是隆慶、萬歷年間遷往安南的豪強、海寇建立。

  “不是,這怎么還有個山西太原的周莊生?”朱翊鈞驚訝無比。

  兩廣、福建、浙江、山東也就算了,居然連山西人,都占據了安南宣化、嘉興兩府,稱霸一方,歸順于阮氏家主。

  張宏對這個人也不是很了解,搖頭說道:“可能是做生意去的。”

  一些個山西商賈喜歡到揚州置業安家,可能這個太原的周莊生,就是從揚州出海,去了安南。

  駱尚志帶兵攻打廣安城,海陽城不動如山的原因很簡單:海陽城的杜檜和廣安城的城主武貢有仇。

  平安王鄭松,之所以安排兩個有深仇大恨的家伙,互為掎角之勢,完全就是為了海陽城和廣安城聯合起來,對升龍城形成威脅。

  顯然在平安王鄭松眼里,內斗的權重遠高于拒敵,防內大于防外。

  海陽城杜檜本來打算讓廣安城接受足夠的教訓,再出兵救援,但沒想到大明軍的進攻實在是太猛了,不到兩天就拿下了廣安,獨木難支的海陽城,直接溜之大吉。

  升龍城的海洋門戶,拱手交給了大明。

  放到大明身上,就是天津府幾乎沒什么抵抗,落入敵人的手里。

  這種荒誕程度,讓駱尚志請功都有點不好意思,他還沒有用力,對方就倒下了。

  “怎么感覺安南還不如北虜,甚至不如倭寇呢?”朱翊鈞看了半天的堪輿圖。

  無論是土蠻汗還是俺答汗,戰斗力還是很強的,大明打起來都是穩扎穩打,一旦給北虜機動起來,誰勝誰負尚未可知。

  而倭寇在朝鮮跟大明擺開了陣仗打了足足三年,大明才把倭寇推下海,把倭寇營造的山城全給拔了。

  整體而言,北虜和倭寇,都算是個對手,安南這有點太過于疲軟了。

  “陛下,這才是蠻夷的本來面目,本來的實力。”張宏倒是覺得,安南這才是蠻夷的正常發揮。

  北虜和大明打了兩百年知根知底,大明東征,朝鮮戰場上,倭寇們也是百戰精兵,戰力還是很強的。

  “確實。”朱翊鈞認可張宏的說法,大明邊疆刷新的蠻夷里,北虜和倭寇,真的很能打了。

  安南這個表現,才是蠻夷應該有的表現。

  朱翊鈞還是按照大明五等功賞牌功勛法,給駱尚志記功,并且下章禮部,準備給駱尚志封伯爵,只要他順利打完了安南,完成軍事勝利,這個世勛伯爵,就是駱尚志給他子孫后代賺下的家業。

  禮部高啟愚上了本奏疏,這本奏疏解釋了一個皇帝不是很理解的現象。

  都是萬歷維新大思辨的重要成果,矛盾說被廣泛接受,階級論卻被束之高閣,甚至治學階級論,都找不到名師教育。

  這種現象如此的普遍,但背后的原因,卻很少有人去琢磨。

  因為階級論要取代的是華夷之辯,而非儒家的其他理論體系。

  要強行推行階級論,就要解釋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些蠻夷,是否和大明人擁有相同的地位。

  顯然,這是不可能的,別說大明腹地,就連呂宋總督府,夷人多于漢人,漢人用的《大明律》,夷人適用的律法是《呂宋治夷條文》,甚至連個法律都不是,只是個條文。

  在呂宋,漢人殺夷人只需要賠點錢,但是夷人殺漢人,總督府會派兵鎮壓。

  如果要用階級論取代華夷之辯,那么很多事情,都變得無法解釋了,倭國的倭奴、呂宋安南的夷奴,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販賣的昆侖奴,他們也是被朘剝的窮民苦力。

  如果是階級論算,這些人也是人的話,如果這樣,大明就無法合理掠奪財富了。

  從國朝發展而言,階級論顯然是更加的合理,但華夷之辯更符合現狀。

  高啟愚這本奏疏,解釋了為何階級論這東西,要學得成為朝堂明公,最起碼也得是正五品以上的官員,才會學的東西,因為它天生就不太適合推而廣之。

  矛盾說是個方法論,就完全沒有這種顧慮了。

  朱翊鈞對這個看法,還是比較認同的,階級論要推行的最大問題,可能不是儒家,而是當下的世勢和環境。

  如果要推行階級論,就要放棄海外掠奪財富,那朱翊鈞寧愿沒寫過階級論。

  張居正致仕之后,皇帝就是大明最大的保守派頭子。

  作為禮部尚書,高啟愚要解釋禮法,他在奏疏的后半段,解釋了為何階級論才是合理的。

  他寫了一個很是讓人難以接受的觀點,那就是世家政治的滅亡,和科舉制度的鼎盛,有一定相關性,但最終導致世家政治消亡的根本原因,還是黃巢按著族譜殺人。

  一般大明士大夫們認為,世家的消亡是時代前進的力量,是科舉制度和官僚體系成熟的必然結果,黃巢只是適逢其會,才混出了赫赫威名。

  高啟愚他寫這篇奏疏,一般不會被發到邸報上,高啟愚告訴皇帝,事情不是這樣的。

  在安史之亂后的唐朝中晚期,朝中的宰相,有75來自于七姓十家的望族,剩下的四分之一來自于寒門,這里的寒門也是有門第的,而不是窮民苦力出身。

  像范遠山這種贅婿、熊廷弼這種放牛娃,這些窮民苦力出身,能考中進士,在黃巢之前,是根本無法想象的。

  唐中晚期的其基本格局,仍然可以用‘上品無寒門’來總結,唐朝逐步完善的科舉制度,事實上,仍然完全被世家所牢牢把持。

  士族的任官優勢,在黃巢前,一直都沒有下降,甚至還隨著科舉制度的完善而加強。

  黃巢對士族、世家按著族譜殺頭,導致世家、士族的影響力極大削弱,再加上五代十國的兵荒馬亂,最終造成了世家政治的徹底消亡。

  階級論得到了證明,正如階級論斗爭卷所講的那樣:所有的公平、公正,都是從斗爭中取得,而非他人施舍。

  高啟愚上這本奏疏的意思非常明確,作為統治階級,必須治學階級論,結合矛盾說,去治理國家,制定決策。

  朱翊鈞回復了三百多字,肯定了高啟愚的說法,也說了說他這個皇帝的看法。

  “永遠不要相信后人的智慧,因為你壓根不知道后人能愚蠢到何種地步。”朱翊鈞拿起了另外一本奏疏,看完就是眼前一黑,直接拿出了章,給這本奏疏蓋了‘賤儒’一章。

  這一章下去,內閣就會嚴令斥責寫奏疏的官員,內閣的嚴厲斥責,對于任何官員,都是天大的壓力。

  這么些年了,朱翊鈞就沒有見過能蓋三章的官員,通常蓋一章,基本就再不敢胡說八道了。

  朱翊鈞也很少啟用賤儒這個章,皇帝不好糊弄,是眾所周知的事兒,現在真的騙不到廷杖了,陛下打廷杖,真的是往死里打。

  這本奏疏,是戶科給事中李汝華、兩淮鹽運使袁振二人聯名上奏,他們覺得文定公王國光的邊方實物餉銀政策,有些缺點,那就是太費錢了。

  朝廷每年要給軍屯衛所支付足足660萬銀,來采買各種貨物,然后用實物發下去。

  兩個人就想到了一個好主意,名叫綱運制。

  就是把江南沿海實力最雄厚的鹽商組織起來,成為綱商,全權負責糧食、食鹽、物料的對邊方供應,而朝廷直接對鹽商征收鹽稅。

  這樣一來,既解決了邊方物資貧瘠的問題,還解決了朝廷財用大虧的現狀,而且還解決了鹽稅難征的困境,可謂是一石三鳥!

  朱翊鈞又不是十歲的孩子,他都三十二了,有二十二年的工作經驗了,政令,別說一石三鳥,就是兩難自解,都得問問代價是什么。

  綱運制哪哪都好,唯獨沒有考慮過邊方軍兵的死活!

  “在這些士大夫眼里,咱大明邊軍是不是人?是不是大明人?怎么能生出如此歹毒的計策來?”朱翊鈞氣不打一出來。

  他除了蓋了個賤儒的章,又寫了三百多字,把兩個賤儒,罵的狗血淋頭!

  這個一石三鳥的綱運制,組成的綱商,就會完全壟斷鹽的運輸。

  以前誰都能往邊方運糧運鹽運貨,在衛所換取白銀,可是有了綱商,就有了入門的門檻,只有朝廷照準的幾家商賈才有權運貨。

  這就是一石三鳥的第三鳥,對綱商直接征稅,簡單直接。

  日后,綱商們想送,邊方才能收到如同毛毛雨的物資,他們不想送,把鹽之類的賣到腹地,而非邊方,那邊方什么都沒有,連鹽都沒有幾口。

  壟斷的苦沒吃夠,還要再吃一遍。

  大明商賈愿意把貨物送到邊方去,是因為邊方有朝廷發的銀子,才肯到邊方去,如果真的把這個權力給了富商巨賈組成的綱商,大明的邊方,只會徹底糜爛。

  “把這個李汝華送到綏遠去墾荒,種三年地,就什么都明白了,坐在京師的衙門里,對著邊方,指手畫腳,誰給他的膽子!不了解情況隨意指指點點,連朕都不敢這么做!”朱翊鈞給了明確的懲罰,先送綏遠種三年地。

  干點活兒,腦子就清楚了。

  至于兩淮鹽運使袁振,他倒是和這個李汝華不太一樣。

  袁振是希望往邊方運更多的東西,他的想法是:恢復之前的開中法。

  隨著開隴馳道的修建完成,運輸能力和費用大幅降低,能不能借著開隴馳道的便利,恢復祖宗成法。

  他的想法很好,但這是癡心妄想。

  有些政策被破壞了,就真的一去不復返了,但凡是開中法有一點恢復的可能,王國光就不會把白花花的銀子都給邊方。

  這可是每年660萬銀的超大規模支持,一年11個先帝陵寢了(最開始用了50萬銀,后來修繕補了10萬銀,一個先帝陵寢是60萬銀)。

  如果有機會,朱翊鈞當然也希望可以恢復開中法,可惜,政策已經在孝宗年間,被破壞的干干凈凈了。

  《尚書》有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這個世間就是如此,一旦做出了決策,不是說你懊悔了,就可以改回來的,往往都是悔之晚矣。

  朱翊鈞對每個政策都很謹慎,一看事不能成,就收回成命,甚至很想很想做的事,卻要等很久很久,才會去做,就是怕自己錯誤的決策,給百姓帶來深重的困難。

  “咦,浙江商幫,整天在松江府作甚,他們不應該在寧波市舶司嗎?”朱翊鈞拿起了松江知府胡峻德的奏疏,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松江府商幫大亂斗,甚至比安南的五主七十二家大亂斗,還要亂一些。

  “不僅僅是浙江幾個商幫,連山西的商幫,都在松江府。”張宏專門去了解了下這個情況,情況十分復雜。

  晉商、黔商、徽商、吳商、揚商都在松江府,和松江府本地的遠洋商行,展開了極其激烈的競爭,甚至松江遠洋商行,差點就被這幾家聯手給取而代之。

  甚至斗出了幾分逐鹿中原的氣勢,松江府這個好地方,有德者居之!

  孫克弘長期投資松江海事學堂,在上海大學堂營造的時候,孫克弘還捐了五十萬銀,不求任何回報,只求借個善緣。

  海事學堂的舟師、上海大學堂的學子,畢業后,也都念這份香火情,若是條件一樣,都會投效松江遠洋商行做事。

  若非如此,幾家聯手,松江遠洋商行,真的不是對手。

  人才這東西,無論在什么時候,都是決定勝負的關鍵。

  胡峻德上奏,主要是說松江遠洋商行的人選問題,孫克弘沒有推薦他的兒子繼承商總,這是幾乎讓所有人都預料之外的事兒。

  孫克弘推薦了他手下的精兵強將。

  一個楚地來的外鄉人,名叫陳敬儀,這個陳敬儀是長沙人,家里一窮二白,本來在孫克弘的棉坊做學徒,別人都叫他六子。

  這個六子不得了,短短十二年,就從學徒執掌了孫氏所有的棉坊,到萬歷二十二年,陳敬儀已經成了孫克弘最倚重的手下。

  孫克弘倒是想舉薦自己的兒子,但思前想后,最終向朝廷舉薦了陳敬儀,他有能力、有擔當能帶領松江遠洋商行繼續向前走。

  他考慮問題,主要是考慮到自己兒子,沒什么太大的能耐,如果因為一些財貨的糾紛鋃鐺入獄,恐怕他們孫家,就真的成了上海灘的大笑話了。

  “希望這個陳敬儀,能夠不負孫克弘的期望吧。”朱翊鈞朱批了這本奏疏。

  松江遠洋商行已經成長為了一個超級龐然大物,屬于商行的商船,因為仗劍行商的原因,其武裝力量,甚至超過了安南國的整體實力。

  商行的商船,一年要到東太平洋總督府行商三次,船上沒有足夠的武器裝備,根本不可能自由航行在太平洋上。

  如此一股強力的力量,商總的人選,就需要報聞朝廷、御前決定。

  本質上,商行不是完全的民間商幫,而是在朝廷的組織下建立的商幫,原始股本里,松江府衙占了足足六成的股本。

  朱翊鈞在次日接見了孫克弘和陳敬儀。

  陳敬儀萬萬沒料到接任商總,會蒙受陛下召見,從官秩而言,商總就是個九品官而已,能受陛下召見,實在是讓陳敬儀有些受寵若驚。

  “臣拜見陛下,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孫克弘和陳敬儀十分恭敬,不敢讓自己的禮節有任何的瑕疵。

  “免禮免禮,一別經年,孫商總風采依舊。”朱翊鈞頗為溫和的說道,他打量了一下陳敬儀,這個人長相十分俊美,不是那種陰柔的俊美,而是十分干練,還帶著幾分正氣。

  至少可以在皇帝面前,他沒有失儀。

  面圣,本來就容易緊張,再加上繁瑣的禮儀,更加加劇了緊張。

  這些年,不少臣子第一次面圣,都會失儀,好多都是緊張到話都說的不是那么的完整,有些說話都會顛三倒四。

  陳敬儀見過世面,見過大風大浪,他曾經十二次帶領商行的船只,前往太平洋的彼岸貿易往來,為商行賺下了潑天的財富。

  商行聚在一起的目的是為了能賺錢,而陳敬儀能帶著商行賺錢,那孫克弘選他當話事人,就不奇怪了。

  “不錯。”朱翊鈞手虛引了下說道:“坐下說話。”

  陳敬儀那顆跳到嗓子眼兒的心,終于落回去一點,說不緊張是假的,他只是在極力控制自己,不讓自己失了分寸,給自己、家人、商行,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觸怒圣上,驚擾圣駕,代價沒人能夠承受得住。

  “松江商行成立得有小二十年了吧,當年初見商總,也是風華正茂。”朱翊鈞有些感慨的說道,這是溝通的小技巧,敘敘舊,緩解下緊張和尷尬的氛圍。

  做上位者,別的不會,一定要會開會,會主導會議走向,要善于溝通,而不是高高在上,趾高氣昂。

  “萬歷二年,臣的弟弟奉旨籌建,那時候商行東家,算上衙門,也就四家,現在都快七十家了,臣今年也六十五了。”孫克弘回憶起了過去,不勝唏噓。

  那時候他因為腿腳不方便,是弟弟孫克毅奉旨籌建,后來孫克毅腦子一熱,跑去了長崎,這一去就是快二十年,把商行這攤子事甩給了他。

  朱翊鈞和孫克弘閑聊了幾句,氣氛立刻變得和睦了起來,畢竟當初皇帝只要一為難徐階,孫家就一定會幫幫場子,算因為有共同的敵人,有了共同的話題。

  孫克弘見氣氛熱絡,立刻開口說道:“陛下,推行黃金寶鈔在整個東太平洋總督府流行,不能只靠環太商盟總理事會,商行要起到關鍵作用,陳敬儀有些想法,讓他為陛下解釋一下?”

  孫克弘和陳敬儀,都注意到了朝中的想法和遇到的巨大阻力。

  多發寶鈔,可能會因為超發信譽崩塌,不超發,黃金寶鈔不夠用,建立一個蓄水池,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說來聽聽。”朱翊鈞看向了陳敬儀,示意他可以開始講述了。

  “推行寶鈔流通之要,在貨,更在人心向背。”陳敬儀深吸了口氣,開始給皇帝陛下畫大餅。

  畫大餅的事兒,陳敬儀一向很擅長,可這次是給皇帝畫大餅,如果陛下吃不到這張大餅,那怪罪下來,他可擔待不起。

  陳敬儀準備十分充分,而且很擅長察言觀色,陛下顯然不喜歡那么多的咬文嚼字,而陳敬儀也把話講的十分明白透徹。

  利用好遠洋商隊,左手戰船,右手大明貨物,如此數年,這些蠻夷,自然而然就會接受黃金寶鈔了。

  “蠻夷都這樣,打一頓就接受了。”陳敬儀言簡意賅的總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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