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埃及總統薩達特的專機掠過大海的上空，在長安北部的大海調整航向，然后降落在長安國際機場的跑道上。
這是他此生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即便二十多年前兩國曾有過一段不愉快的過往，但此刻，機窗里他望向航站樓的眼神，只剩對開啟友誼之門的期待。
友誼也好，現實也罷。
薩達特知道他來這里是干什么的。
是調整與SEA之間在關系，希望兩國能夠像大多數國家一樣正常往來，當然了，他的心里還有一絲期待，能夠成為朋友。
這聽起來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不去嘗試的話怎么知道呢？況且埃及已經繳納了投名狀。
這個投名狀是什么？
當然就是蘇聯了。
沒錯，蘇聯就是埃及的投名狀。
走出飛機，站在舷梯上的薩達特，便看見停機坪上等候的李毅安。兩人目光隔空相撞，他們都在打量著彼此。
曾幾何時，正是李毅安下令干涉蘇伊士運河，和英法兩國共同阻止了埃及對運河的國有化。
而現在呢？
現在薩達特來到了這里，在距地面還有四五級臺階時，他已率先朝前方伸出手。而李毅安默契地向前幾步步，穩穩握住那只帶著溫度的手。
“閣下，”
薩達特的聲音清晰而堅定，開門見山道：
“我希望兩國的關系，能從今天開始新的篇章。”
李毅安回握的力度加重幾分，嘴角揚起笑意：
“我想這是必然的。”
他很清楚為什么對方會出現在這里，埃及……拋棄了蘇聯，或者說，倒向了西方世界的環抱。
在喝了125億美元的奶之后。
當然，這口奶不全是白嫖的。
與蘇聯關系破裂后，債務問題成為雙方博弈的焦點。蘇聯堅持要求埃及全額償還債務，而薩達特則認為這些債務很多是用于“共同對抗以色列的事業”，不應全部由埃及承擔。
經過艱苦的談判，所以，他們去年達成了最終解決方案。埃及并沒有直接支付巨額現金，而是通過一種“易貨貿易”的方式結清了債務：
埃及向蘇聯出口商品：埃及用一系列國內產品來抵償債務，通過提供紡織品、農產品以及其他工業制成品償還。
通過交付這些貨物，埃及清償了所欠的約40億至50億美元的軍事債務。剩余的民用項目債務（如阿斯旺大壩）的償還條件則相對寬松，期限更長、利率更低。
不過，雖然埃及償還了欠蘇聯的債務，但這種方式對埃及來說代價巨大：雖然避免了支付硬通貨，但輸出大量本國商品也消耗了埃及的資源和出口能力。
比如埃及的出產的長絨棉，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絕大多數都要運往蘇聯還債，服裝也是如此。
但另一方面，在債務問題是其整體外交戰略轉向的一部分，旨在擺脫蘇聯的控制，投靠美國。
或者說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
海風卷過停機坪的旗幟，兩人松開手，并肩轉身，滿面朝著整齊列隊的儀仗隊走去。陽光落在他們身后，將兩道身影拉得很長，但身影卻并沒有重迭在一起。
這只是一次訪問而已，誰都沒有指往一開始就能夠在他們那里得到什么。
接下來的接待都是例行公事——就是諸如國宴之類，在例行的接待之后，薩達特就開始了他的訪問考察。
而后者才是最重要。
和很多人一樣，他的第一站就是長安工業區，這是SEA歷史最悠久的工業區，早在四五年年初，在硝煙還未散盡時，就生產出了第一批產品——南洋駱駝。
當薩達特腳進入工業區時，眼前的景象既充滿現代活力，又透著一絲耐人尋味的矛盾。在那些鱗次櫛比的廠房里，流水線上不斷誕生著各式各樣的電子產品，電器和電子產品是這個工業區里最常見的產品，彰顯著這里作為電子產業基地的蓬勃生機。
然而，在穿梭于工業區的過程中，薩達特敏銳地發現，許多道路、園區的命名卻與紡織、服裝緊密相關——“紗廠路”、“成衣路”，這些帶著鮮明輕工業印記的地名，與眼前滿是電子元件的場景格格不入。
這份疑惑縈繞在薩達特心頭，他停下腳步，轉向身邊的陪同人員，語氣中帶著好奇問道：
“這片工業區如今以電子產業為主，為何還有這么多與紡織、服裝相關的地名？”
陪同人員已經是不知道第幾次回答這樣的問題了，他隨即耐心解釋道：
“總統先生，您觀察得非常細致。這片工業區早期確實是SEA輕紡產業的核心地帶，三十年前，這里遍布著紡織廠、服裝廠以及玩具廠、箱包廠，這些工廠生產的布料和成衣不僅滿足國內需求，還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是當時SEA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
何止是經濟支柱，那是經濟騰飛的基礎，緊接著，陪同人員話鋒一轉，繼續說道：
“但隨著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土地資源日益緊張，輕紡這類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成本優勢慢慢消失；另一方面，通商產業部制定的產業規劃，開始追求更高附加值的產業，著力發展技術密集型的電子、汽車、船舶等產業。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降低成本、優化產業結構，大量輕紡企業開始向海外轉移，去往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地區。”
聽到“向海外轉移”這幾個字，薩達特的思緒立刻被牽引到了SEA著名的“雁行模式”上，這一概念最早是由官邸提出，由通商產業部制定相應的細節，這一經濟發展戰略是SEA經濟崛起過程中摸索出的重要路徑，也是關于產業結構在國際間，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區國家間傳遞的關鍵。
作為亞洲地區唯一的經濟發達國家，SEA在自身產業升級的同時，并沒有忽視區域內其他國家的發展潛力，而是主動承擔起“領頭雁”的角色。
早在二十年前，他們就通過向東南亞地區進行大規模直接投資，將本國逐漸失去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輕紡、玩具制造等，轉移到東南亞國家。
在這個過程中，SEA不僅為東南亞國家帶來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還幫助當地建立起配套的產業體系，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就這樣，以SEA為核心，東南亞各國根據自身資源稟賦和發展階段，分別承擔起不同產業鏈環節的“東南亞雁行國際分工體系”逐步形成，在此基礎上，“東南亞雁行發展模式”應運而生。
在這一模式下，SEA處于“雁首”位置，主要負責研發和生產高附加值的核心技術產品，掌控產業鏈的高端環節；而大馬、暹羅、泗水、棉蘭老，甚至包括韓國、九州等國家和地區，則根據自身情況，分別處于“雁身”和“雁尾”，承接SEA轉移的產業，生產中低端產品，同時不斷學習和積累經驗，推動自身產業升級。
這種分工模式不僅讓SEA能夠集中精力發展更高層次的產業，也為那些國家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促進了區域內經濟的協同發展。出現了、“大馬奇跡”、“曼谷奇跡”。
受益于“雁行模式”的并非只有東南亞國家。遠在東北亞的韓國，也在這一產業傳遞過程中收獲頗豐。借助SEA的技術轉移和產業輻射，韓國的經濟迅速崛起，“漢江奇跡”與“大馬奇跡”、“曼谷奇跡”一樣，為世界所矚目。
這正是SEA最具魄力的地方——任何與其親近的國家，都能夠獲得經濟上的快速度發展，并在雁行模式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甚至就連位于內陸的的撣邦，經濟也迅速發展，以“內陸奇跡”而為世界所矚目。
想著從相關資料中看到的南洋自由貿易區的經濟規模，薩達特微微皺眉，思考了片刻后說：
“我理解這種模式，就像大雁飛行一樣，頭雁帶領著后面的雁群。我們埃及也在尋求經濟發展的道路，這種模式對我們有什么借鑒意義嗎？”
陪同人員認真地看了一眼這位埃及總統，然后說道：
“總統先生，雁行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后進國家或地區可以通過模仿先進國家的技術和生產方式來實現經濟發展。在這種模式下，南洋自由貿易國家以及像韓國這樣的國家，都從中受益，經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
你們埃及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勞動力優勢，可以借鑒這種模式，先引進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發展自身的產業經濟，然后再慢慢的實現產業升級。”
有這么簡單嗎？
世界那有這么簡單的事情，但是說起來還是非常簡單的。
薩達特點頭表示贊同：
“說得有道理。不過，我也聽說這種模式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對領頭國家的依賴度過高。”
按照莫斯科的說法——就是幾個傀儡政權而已。
陪同人員坦誠地說：
“您說得對，雁行模式確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處于雁尾的國家對雁首國家有較強的依附性，一旦雁首國家的經濟出現問題，后面的國家可能會受到較大影響。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因為有了這個雁首國家，才有了雁尾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而這本身就是一種合則兩利的事情。”
對方的坦誠讓薩達特陷入了沉默之中，是的，對于大多數國家來說，他們并沒有什么選擇，哪怕就是成為雁屁股，對于他們而言也是極其幸運的事情，畢竟對于絕大多數國家而言，他們不僅沒有選擇，他們甚至都沒有成為屁股的機會。
這個世界最現實的地方就在于這里，并不是選擇的問題，而是機會的問題。
如此看來，這些國家是幸運的，至少他們擁有讓國家變得更加富饒的機會。
而相比之下，埃及呢？
埃及會擁有這個機會嗎？
薩達特的心里沒有答案，但是他的心里同樣也有答案，因為——他不會去做大雁的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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