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宏執政末期，尚能以五銖錢賣官鬻爵，一官百萬千萬，豐年時期的米價，一石不過二三十錢。
自董卓違反經濟規律，大鑄小錢劣幣以來，五銖錢信用走向崩壞。
加上三十余年戰亂，五銖錢為主導的貨幣經濟幾近崩塌，百萬錢尚不能買一石米。
而這種情況，尤其在戰亂連年的北方最為嚴重，貨物交易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狀態。
布帛、絲綢、糧食，這些本身具有使用價值的物品，便充當了一般等價物的職能，百姓交易，或以粟米換鹽鐵，或以布匹換陶器。
這種以物易物的形式弊端極大。
其一便是實物笨重，儲運不便。
欲購一牛，或需驅車數乘，載糧數十石，光是運輸成本便何其之巨？
如此一來，遠距離的商品貿易囿于成本問題，幾乎廢止。
其中最大的受害者，自然便是最貧苦的底層百姓。
百姓能產出什么？
無非糧、布二物。
但他們需要鐵，需要鹽，需要向朝廷上交算賦口賦，也即人頭稅，還需向地主上交田租。
實物難以分割，百姓間的需求難以重合。
一個農夫想用自己織的一匹布，換一把新的鐵鋤，在健康的貨幣經濟下，可以把布賣掉換成錢，再用錢去買鋤頭。
但在以物易物的大環境下，他必須找到一個恰好需要布、同時又有多余鐵鋤的工匠，而這種需求的重合極難實現。
于是，他便只能將自己的布匹賣給本地的豪強商賈，定價權完全把控在豪強商賈手中。
一石粟米，一匹絹布，豪強收購的定價就是粗鹽三升，劣鋤一把，兩者間的價值完全不對等，你或許能不用鐵鋤，你還能不吃鹽嗎？
沒有錢幣流通，遠距離的市場貿易幾乎停止的情況下，普通百姓只能與本地特定的豪強劣紳進行交換，便只能任人宰割。
百姓生產勞作的成果，無法換來同等價值的回報，便會直接打擊百姓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積極性，所謂谷賤傷農便是如此。
這嚴重阻礙了民生的恢復，百姓麻木，只求養活自己便罷，不會再去想更遠的規劃。
如是，一旦遇到荒年，家無余米余帛，便開始賣兒鬻女，進一步加快平民百姓的破產，使得世家豪強的土地、人口兼并更加明目張膽，到了完全不可遏制的地步。
所以說，恢復貨幣與市場貿易看似是經濟問題，實則關乎一個國家的興衰存亡。
曹丕在受禪稱帝后，雖不知道什么王朝周期律，但也能觀察到世家豪強在更快地兼并土地與人口，于是試圖恢復五銖錢制度。
但新錢甫一上市，便因戰亂頻仍與民間長期依賴谷帛交易，對新錢信用存疑等原因未能流通。
不到一年，便草草收場。
曹丕復又下令百姓用谷帛交易。
由于錢幣廢棄已三十載，谷物布帛被用作貨幣進行交換時日已久，民間投機取巧、弄虛作假的風氣，早已漸漸盛行。
百姓爭相用水浸泡谷物以增加重量進行牟利，又織造極其稀疏的薄絹當作貨幣使用，即使魏廷設下酷刑約束，也不能禁止。
一直到曹叡繼位，三國戰事已漸平息，局勢稍穩，商業略有復蘇，曹叡再次嘗試恢復五銖錢，一開始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曹魏雖然鑄錢，銅料來源卻極其有限，鑄幣規模遠遠跟不上市場貿易需求，市場錢荒嚴重。
錢荒嚴重，官鑄錢數量不足，則民間盜鑄、私鑄必然蜂起，這些私錢質量低劣，摻假嚴重，擾亂市場，再度損害了五銖錢的整體信譽。
很快，曹魏又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狀態，幣改相當于白改。
而大漢這邊，五銖錢在蜀中一直未曾斷絕流通不說，三國時代第一經濟學家劉巴，還發明了直百錢這種虛值大錢。
這種虛值大錢，為彼時剛入主川蜀的季漢政權，解決了軍費不足的燃眉之急。
雖說這種直百錢是惡幣，但須知曉，在發明這種虛值大幣前，圍攻成都的三軍文武將吏皆議，欲以成都城內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作為賞賜。
昭烈不愿沮將士之氣，又不愿行暴而失蜀中民心，便打了個哈哈，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
及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之后又提起，準備打土豪分田地，昭烈于是與趙云君臣二人唱了個雙簧。
趙云進諫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
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
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安居復業，然后可役調，得其歡心。”
昭烈即從之，置酒大饗三軍，取成都城內金銀財寶分賜將士，還蜀中豪強以谷帛。
由于沒有直接暴力掠奪城中百姓的谷帛、田宅，導致軍隊資糧嚴重不足，劉巴于是發明了直百錢。
但這種直百錢，一開始并不在民間流通，只在軍隊內部消化。
劉巴這位三國時期的桑弘羊令吏為官巿，平抑官市物價。
軍隊內的將士，先用金銀財寶換取蜀直百，朝廷又用回收的金銀去與蜀中豪強換糧食布帛。
最后，將士再用蜀直百從朝廷手中換取糧食、蜀錦等必須物。
一開始，必然有將士猶疑，不愿拿金銀財寶換直百這種虛值大幣，但只要有人帶頭，真換來了必須物，真能在成都進行娛樂消費，那么這蜀直百便可以流通了。
同時，在劉巴的主持下，蜀錦、巴鹽收歸官營，官方平抑蜀錦、巴鹽價格。
蜀錦與直百錢掛鉤，不論是誰想買蜀錦，都必須帶著物資，跟官府換取直百錢，再用換來的直百錢到錦官換取蜀錦。
非只如此，巴鹽的大宗交易，同樣也只能用蜀直百進行。
蜀中世家豪強想通過購買巴鹽，進行二次販賣從中取利，同樣要用物資換取直百。
于是直百大幣得以在民間流通，且其價值得到普遍承認。
之后不到半年，府庫充實。
非只如此，擁有蜀直百的豪強大家，可以用直百錢繳納賦稅。
光是這一點，便賦予了直百錢不同于孫權大泉當千、大泉五千這種虛值大幣的信用基礎。
呂蒙白衣渡江襲奪荊州后，孫權便大方地賜錢一億，也不知呂蒙收到這一億錢該怎么花。
后世所謂石油美元體系，早在一千八百年前，不已經被劉巴這個大才玩過了，并且跟鷹國印紙收割全世界一般，真從魏吳兩個敵國那里收割了不少財富。
而回到眼下，不論蜀直百這種虛值大幣如何保值，如何能當信用貨幣來使用，它掠奪世家豪強財富的本質是不變的。
雖然因為世豪對蜀錦、巴鹽的強烈需求得以流通，但世豪們確實因此對朝廷頗有怨言。
此外，由于直百錢一般只在世家豪強間流通，普通百姓并沒有享受到公允貿易的便利。
民間不少地方，或是仍處于以物易物的狀態，或是私錢劣幣泛濫，總而言之，因民間缺乏良幣，豪強魚肉百姓，兼并土地人口之事，仍然大行其道，甚于從前。
丞相與劉巴共事許久，對經濟如何影響國家運轉再了解不過，自然知道蜀直百非長久之計。
更是明白，只有朝廷大規模印鑄真正的良幣，才能讓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回復正軌，才能激發百姓耕織漁牧的積極性。
但沒辦法。
國家無銅。
市場又處于錢荒狀態。
只能繼續擴大直百錢的規模，增加這種由國家管控的貨幣在市場的流通量，刺激市場貿易的活力。
眼下不同了。
只要朱提銅礦在手，大漢便可革除舊弊，著手鑄造含銅量足、做工上佳的新錢。
這并非只為解決眼前三軍將士賞賜、撫恤之困，也并非只為可能會在成都、長安發行的國債兜底，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重塑天下錢法，奠定大漢三興之基。
有了統一、可靠、充足的貨幣，蜀中、漢中、關中、荊州諸地，商業將會更加繁榮，從而反過來刺激工農各業的發展。
再過幾年，十幾年，民生恢復，市場貿易恢復正常，朝廷稅收、官吏俸祿，將士賞撫，同樣可以更多采用貨幣，減少實物依賴。
就算劉禪突然暴斃，就算大漢北伐東征失敗，三國再次僵持，大漢也已不再是從前的大漢了。
李恢已奉劉禪之命，征募人手，在礦山建立軍寨維持秩序，先行小規模開采，兼規劃從礦山通往瀘江（金沙江）的道路。
明清時期，朱提銅從金沙江入長江，一直到鎮江入京杭大運河，最后運至燕京，萬里之遙。
僅此一礦出產，便抵得上南方數省所有銅產之和，是當之無愧的天下第一礦。
劉禪絲毫不懷疑李恢所言千年未必能盡有何夸張之處。
星夜。
董允、費祎兩名侍中聯袂離開官寺，又一起登上一輛簡陋鹿車，回到了董允的住處。
二人一番洗漱過后，卻是如少時那般同榻而睡，抵足而眠。
費祎以手撫胸，首先開口，道：
“先帝、丞相，你我都曾關切南中銅礦之事，未有所獲。
“不意陛下親征以后，北伐東進接連大勝，竟又發現如此巨礦，我大漢之天命，國運，便在此了，天不亡我大漢啊。”
許久后，就在費祎即將入夢時，董允才終于嗯了一聲作為回應。
費祎半晌才反應過來董允回的是什么，又思索了半晌，道：
“只是，如今我大漢形勢大好，不過是一點錢帛問題，陛下又已知朱提銅礦之事確切屬實，本可將賞賜之事拖一拖等一等，竟仍如此心狠，著實教人既敬且畏。”
董允自然知道費祎說的是天子舉債之事，雖然躺著，卻仍微微搖頭：
“哪是心狠？陛下自北伐以來，便一心撲在匡扶漢室大業上，再也不顧所謂天家體面了。”
二人在榻上沉默片刻，董允想到了什么，忽然道：“
“今日伯達（張表）問陛下，是否要先清算一番蜀中那些與孫權私下交通，存有異心的豪強大家？文偉以為如何？”
費祎聞言，問：“此議…值此時節，是否有些酷烈？恐傷陛下仁德之名。”
費祎明白董允的意思。
這些豪強大家抄他個十家八家，幾十萬石糧必然有了。
而他們與孫吳交通，心懷異志，陰謀作亂在先，證據已在朝廷之手，此刻又值大勝，將他們抄家，蜀中亂不起來，還能借此震懾一番其他暗有異志之人。
董允并未立刻回答，只靜靜躺著，過了好一會兒才緩緩開口：
“去歲日食地動，宗廟震毀，蜀中沸沸揚揚，各地劣豪惡富與孫吳陰謀作亂者不少，誅其首惡，既殺雞儆猴，又解燃眉之憂。
“這些主動與孫權眉來眼去，陰謀作亂之人，畏威而不懷德，此時不作處置，又當何時？
“再則，這些人難道不知自己處境堪憂？
“倘若大漢果真發行國債，他們會不會想著求購幾份以表自己忠君愛國之心？倘若連國債如此機會都不能抓住，便只能將他們打掉了。”
費祎聞此恍然，字斟句酌：
“確該如此。
“只是不論如何，須存分寸。
“待國債發行已畢，這些事情，便交予各郡太守、都尉來做吧。
“務必教天下人心服口服，不當波及無辜。”
董允頷首：“這些日子于巫、秭二縣，搜得不少人與孫吳交通，陰謀作亂的罪證。”
接下來的幾日，夷陵城內依舊忙碌，漢軍休整、訓練、布防，一切井然有序。
而在官寺之內，費祎、董允等大臣則晝夜不停地推敲著大漢國債的每一個細節，以至廢寢忘食。
劉禪也時常參與討論，將自己記憶中關于債券、信用、金融的零星知識全都一股腦搬了出來。
最終確定，首批國債，稱為大漢炎武元年東征專項國債，以示其用途明確。
債券面額，暫定為千石、五千石兩種，分別適配大豪強與小門戶，讓他們按能力購買。
每戶限購兩份，讓大漢與更多的家族利益綁定在一起，也分散家族的風險，讓他們可以不用顧忌朝廷借此發現他們家里有巨額財產。
期限定為一年，年息暫定為“什一”，即百分之十。
這個利率高于尋常存儲，低于時下至少三成利的高利貸。
在有朝廷公信力為保障的情況下具有不錯的吸引力。
由相府協同大司農下屬新設國債曹負責繪制、登記、發放與后續管理。
國債憑證采用特制桑皮紙，上書暗紋，特定編碼，并有劉禪親筆書寫的朕準此三字，并于其上加蓋天子玉璽，仿造輒死。
發售僅在成都、長安兩座大漢牢牢掌控京都進行，防止地方債混亂不堪，尾大不掉，由兩都官府組織，公開售賣，登記造冊。
方案初步擬定，劉禪仔細審閱后用了印，特意讓費祎抄錄兩份，一份加急送往成都，交由長史蔣琬，命其于成都籌備。
另外一份，則由費祎親自送往長安，與丞相再行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