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都很玄妙，也很有意思。
就拿1990年這一年來說，對于中日兩國的經濟來說，其實是一個涇渭分明的重要節點。
這一年，我們的國人經歷了精神解放之后的繁榮場面，進入了一個更加務實的歷史階段。
正如我們所幸看到的，進入新一輪的年代雖然也產生著許多新的問題，但共和國卻進入了一個從未有過的良性運轉，也產生了巨大的吸納能力。
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給華夏子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福祉。
九十年代開始的追求又逐漸消除著人們因價值震蕩而產生的失落和乖誤。
總的來看，對于自身命運的擔憂對大多共和國的子民已成為逝去的歷史。
至此，東方大國開始了國運興盛的上升軌跡。
不論是精神還是物質層面，此時的共和國都如同從海里洗過澡的初升太陽一樣充滿希望，面對新的旅程整裝待發。
然而與之相反的是，對于已經依靠攀附美國的紅利，興旺發達了數十年的日本來說，這一年卻是“平成不況”的開始，甚至從此進入了長達數十年的經濟困境。
就拿房地產行來說，對于共和國，那是方興未艾，即將勃發的支柱產業，蘊含著無數的發財機會。
即使是當下，就在共和國的海南，一場對國內前所未有的房地產投機行情已經蠢蠢欲動，有點壓不住了。
然而對于日本來說，同樣是1990年的10月，房地產這個在泡沫經濟時期，曾經占據日本半壁江山的經濟引擎，卻奔赴了與東方大國完全相反的方向。
這個在日本股市腰斬之后，已經成為日本國民對于日本經濟最后信仰的“地價神話”，終于維持不住高高在上的地位了。
不但毅然決然的出現了崩壞噩兆，也徹底開啟了日本經濟的地獄困境。
潮起潮落，此消彼長。
真不知道這種奇妙的巧合，究竟是命運的刻意安排，還是經濟規律的必然走向。
說起來，引發這場金融災難的導火索，當屬1990年3月份日本政府進一步控制和減少不動產方向的融資舉措。
但真正的原因，其實應該歸結于泡沫經濟所帶來嚴重貧富分化的惡果反噬，實際上折射出了日本有無不動產者之間階級差別的普遍不滿。
眾所周知，對日本而言，1990年是以股價繼續暴跌開啟的。
由于日銀總裁三重野康上臺，日銀轉而實行緊縮措施，提高了法定利率，短短三個月日本股市就跌去了萬點市值。
而且與此同時，日元和日本國債遭到了拋售，出現了日元貶值、股價下跌，債券降價“三重唱空”格局。
然而日本土地價格上漲的勢頭卻并沒有停止，由于金融市場的資金都去追逐土地，日本土地和房屋在這一年依舊漲幅驚人。
不但東京、大阪、名古屋、札幌、廣島這些大城市中心區漲幅繼續擴大，甚至這種上漲趨勢還擴散到了旅游景區和城市周邊的地區。
如果以寧衛民賣出的平均價格作為標準來衡量，東京的地價在此基礎上仍然上漲了百分之七。
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日本泡沫經濟的徹底崩壞，讓日本國民對日本經濟的未來依舊保持信心，但同時也讓大部分工薪階層擁有蝸居的夢想破滅。
于是民怨沸騰，許多平民老百姓對于“鬼平勇戳泡沫”的現象都鼓掌叫好，在這一年中，反復呼吁政府應該進一步限制日本不動產的投機行為。
這讓時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樹承受了莫大的壓力，最終迫使他不得不為了選票順從民意，將控制地價作為自己的施政重點，下令國土廳落嚴格公正的土地關連融資政策。
如此一來，1990年3月國土廳一下子收緊了金融機構和房地產公司可鉆的空子，限制了不動產行業的資金動向，尤其禁止銀行再借道“住專”向私人提供住宅貸款。
結果這宛如下了一劑猛藥，效果斐然。
當月月底，面向日本不動產行業的貸款總額還增長了百分之十五，結果到了十月份，面向不動產的貸款總額增幅，就跌到不足百分之一的程度了。
于是乎，與日本銀行一氣呵成的緊縮政策相應，日本全國積弊已久的土地泡沫終于被刺破了。
從三月到十月，東京住宅用地的下跌幅度高達百分之十。
不得不說，這一舉措所造成的實際結果是相當慘烈的，遠超所有人的預計。
盡管和已經腰斬過的股票市場相比較，看起來日本不動產市場下跌的幅度好像并不是很嚴重。
可問題是日本破裂的是經濟泡沫，衰退的卻是實體經濟，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動產市場已經是維系日本經濟繁榮的最后一張遮羞布。
沒有了土地增值帶來的浮盈，日本的金融機構和大型企業，又該用什么來掩飾實體經濟不景氣的現實？
財務報表想填利潤也沒法填了。
十月底日本企業的三季財報全是噩耗，爆雷爆得一地雞毛。
而且任何市場都是買漲不買跌的。
房地產一下跌，想買的人就少了，想賣的就多了。
尤其不動產市場和金融市場不同，要想退出不是下個賣單一賣就完了。
完成一筆交易，要實地勘察，要評估，要協商，要登記，要繳稅……總之要麻煩許多，不是想賣就能及時賣得出去的。
如果晚一步，是會被悶殺在里面的。
于是這就導致許多企業和個人因為急于從不動產市場出逃，而發生了踩踏。
然后好不容易開始企穩上張的日本股市，也因此成了所謂的“死貓反彈”，被連累得繼續下滑，又開始了猛烈的資金出逃。
再然后，就引起了包括資金鏈驟然斷裂，企業破產，失業率飆升，自殺人數上升，等等且不限于此的一系列負面連鎖反應。
完全可以說，這一次金融災難堪稱日本經濟的全線崩壞，所有行業，所有市場，所有企業無一幸免。
不但影響到了日本社會的穩定，影響到了實體經濟的正常運轉，更摧毀了日本金融市場，打破了民眾對日本經濟前景不切實際的樂觀心理，暴露出了日本經濟的脆弱性。
為此，不但日本媒體把政府有關人員罵的狗血淋頭，特別是針對國土廳的土田局長，嚴厲尖刻的批評不絕于耳。
西方的經濟學教科書也因此看清了日本制度的缺陷，不再過分地稱贊日本全能的政府部門。
但這又有什么用呢？
畢竟惡果已經造成，趨勢不可逆轉，一切都為時已晚，日本經濟注定要在全面崩壞的道路上“高歌猛進”。
是的，這就是一場民意綁架了政治的人禍，而非天災。
正是由于日本社會體制的局限性，才造成了日本當局在錯誤的時候做出了錯誤的舉措。
常言道，術業有專攻，在危機的面前，老百姓的需求往往是不理智的情緒反應。
而西方民主制最大的弊端也就在于此，政客往往不去考慮怎樣才是正確的，而是怎樣討好選民，至少也不能得罪選民。
結果也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日本政府盲從于民意，所采取的激進處理方式非但沒有緩解社會矛盾，解決民生問題，反而造成了已經半死不活的日本經濟再度失血重創。
這還不算，由此而來的泡沫后遺癥才是長期的，痛苦的，又難以擺脫的。
正如潮水退去讓人們看到險峻的崖壁一般，日本經濟的全盤崩壞，也將長期隱藏在日本金融界的黑暗腐敗暴露無遺。
1990年夏季，日本在泡沫經濟時期不斷蓄積的貪腐行為終于爆發，一連串金融丑聞相繼曝光。
野村和日興證券卷入的丑聞涉及了企業特金賬戶的損失賠償問題。
盡管這些賬戶并不合法，但私下卻得到了大藏省的認可。
這些賬戶的存在暗示著日本的制度偏袒圈內人。
當股市進入下跌通道之后，這樣的安排就漸漸變得不可容忍了。
跟以前一樣，還是要找出一個替罪羊，來承擔整個社會的集體罪孽。
為此，1990年6月，野村證券的總裁田淵義久在損失賠償丑聞中被迫辭職，成為日本金融界為平息公憤而上演的第一出辭職戲。
而這才僅僅是個開始。
作為20世紀80年代末期最賺錢的日本銀行，很快，住友銀行緊跟著也來丟人現眼了。
原來在素有“皇帝”之稱的董事長磯田一郎的強勢領導下，住友把泡沫經濟的價值發揮到了極致。
住友不但曾經大規模地擴張房地產貸款，并利用特金賬戶來增加收益，而且跟其前雇員經營的系滿按揭公司往來甚密，做了很多見不得人的交易。
結果在房地產市場開始下跌后，因為子公司的牽連，系滿公司的經營丑聞也被曝光出來，面臨著涉嫌偽造畫作評估、非法拉抬股價、勾結黑幫分子介入地產等指控。
住友為了保住聲譽，切斷與系滿公司的聯系，不得不付出了二十億美元的代價。
然而禍不單行，隨后，住友跟稻川會的二代目石井隆匡的關系也暴露了。
住友一家分行的經理曾說服客戶貸款給石井，資助他囤積東急電鐵的股票。
最終，住友銀行的董事長磯田不得不承擔了這兩樁丑聞的責任，在1990年10月，也像野村證券的總裁一樣，謝罪辭職了。
而這一系列丑聞曝光的不良后果，就是加劇了社會民眾對于金融行業的不信任感，大藏省不得派專人督導對日本金融機構的賬目進行清查工作。
盡管在日本這個政商勾結的社會環境下，這樣的清查往往形式大于內容，但一時間也一樣風聲鶴唳，進一步加劇了日本實體經濟資金流動不足的狀況。
導致許多企業的資金匱乏困境繼續擴大，鬧上了錢荒了。
像年初才剛剛借助股市炒作，緩了一口氣的EIE集團就是這樣的倒霉蛋。
說實話，盡管EIE因為高橋治則的激進策略買了太多沒有意義的資產，但因為寧衛民的出手干預，他們在債務方面已經處理掉不少隱患了。
現在留下的資產都比較優質，過去一直忽略管理的海外資產也逐漸開始走上正軌盈利了，整個集團的經營情況基本已經穩定。
如果再給他們一年半載穩定的金融環境，他們是可以憑借自己的力量緩緩站起來的，也不用再賤賣什么家當了。
哪怕通過股市坐莊再籌錢呢，也是一條路子。
但現實卻是這樣的殘酷，根本沒有“如果”。
就因為金融系統的丑聞，長信銀行的經營也受到了相應影響，作為長信銀行最大的貸款客戶，EIE的賬目都要過審查的關。
于是原本不算什么的事兒這時候又成了必須得趕緊補救的漏洞，隨之而來的就是就是要從公司抽血，趕緊籌措一部分資金，還給銀行。
而且股市跌成這樣，民眾已經毫無信心，東京交易市場近似于停業狀態，他們也沒辦法通過坐莊再撈錢了。
說白了，哪條路都給堵上了。
此時的EIE就宛如剛剛摔了一跤從地上爬起來的人，結果莫名其妙又被身后沖過來的一輛自行車給撞到了，要多郁悶有多郁悶。
而EIE的董事會在經過開會討論之后，都認為只能再走變賣資產套現這條路，他們已經別無選擇。
可賣些什么呢？
又把資產賣給誰呢？
一時間，接下來的兩個問題似乎成了大家彼此扯皮的聚焦點，又讓許多人發了愁。
因為依照慣例，他們肯定優先選擇日本的關聯企業。
關系好，信得過，私人關系也會因此有所增益。
可現在日本的經濟完蛋了，誰家也沒有余糧。
都別說賣個好價格了，人家肯不肯買本身就是問題。
董事會幾個成員給自己相熟的關系，依次打了幾個電話，情況不容樂觀，連一個真正表示感興趣的人都沒有。
要是賣給外國財團呢？
當然也可以了。
只不過趁火打劫也是必然的。
尤其EIE集團創建于1970年，是個經營歷史比較短暫的公司，之所以發展這么快，都是因為高橋治則野蠻擴張的原因。
他在當時拿到這些股權的時候，沒少得罪人，現在要說賣，找外國人詢價，甚至去找這些次產原主人詢價，那屬于主動給別人報仇的機會。
想一想，都會讓人不寒而栗，誰愿意替高橋治則承擔這樣的報應啊。
于是一來二去，看似偶然，卻實則必然的結果出現了——寧衛民成了EIE董事會一致認可的不二人選。
“寧會長是我們最合適的交易對象。他做人很有信用，不會騙我們，應該也不會過分壓低我們的價格。關鍵是他手里有錢，他應該有很多的現金，應該可以滿足我們的需求。”
“我同意，而且他的主要業務和我們沒有太多競爭，他對我們在歐美的資產也沒有覬覦。我們把資產賣給他，不會培養出一個敵人來。阻擋我們未來的路。”
“話是這樣說沒錯，可業務沒有重合，也就意味著他對我們的資產興趣不大。”
“難道真的要把銀座的那兩棟大樓賣給他嗎？我記得寧會長上次還專門問過我們這件事。那可是銀座啊，真賣掉了，也許以后我們就再也買不回來了……”
沉默了許久，會議室所彌漫的郁結的氛圍，終于還是被董事會的首腦——來自長信銀行的田中重彥打破了。
“不，既然寧會長是個華夏人，那么還有一個東西，他多半會感興趣。找人聯系他吧，告訴他們我們可以出售的資產表又有了新的商品——港城麗晶酒店……”
“什么？麗晶酒店？我記得那可是高橋當初花了兩年時間才好不容易搞到的優質連鎖酒店資產，港城的這家，算是利潤相當可觀的一家高檔酒店。”
“但畢竟不如銀座的大樓，對嗎？你們幾個要清楚，我們只有賣給他，才有可能保下其他資產。否則，還會有更多的損失。”
“這么說也對，那我們開價多少？高橋當初可是花了差不多一億一千萬美元才買下來的。我們多多少少總要賺一點。”
“我當然清楚這點，告訴寧會長，我們的出價一百八十億日元。這是最終價，不接受議價。如果他感興趣，我們希望能在一周之內簽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