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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我大漢民族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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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我大漢民族魄一個漢族青年的心聲(轉)

我本華夏  第一次知道冉閔這個名字,是在青年作家余杰的《反讀資治通鑒一文中,在評點冉閔屠胡這段歷史的時候,余大才子憤怒的寫道:不要以為諸如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悲劇只在中國發生,如果我們輕易放過了祖先的罪惡,那么類似的事情會在華夏大地上連綿不絕的發生啊。好一個“祖先的罪惡”啊!余大才子的詞匯用的好,似乎在余大才子的眼中,五胡亂華時代,漢民族就是不折不扣的黨,是以種族屠殺為樂事的禽獸民族,而五胡亂華時代的眾多胡族,卻搖身一變成了手無縛雞之力,如二戰時期尤太人一樣可憐巴巴的等待宰割的羔羊。作為一個在青年知識群體里頗有影響力的學者,余杰的觀點定然影響了許多人,包括筆者本人,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確是報著類似的觀點來看待那段歷史的,直到真正熟悉了那段轟轟烈烈的歲月,熟悉了那場漢民族可歌可泣的民族解放戰爭,我才明白余杰的言論是一種何等荒謬的觀點,這就是北大不世出的才子?這就是文化名人錢理群的高徒?如此的豺狗之聲怎能出自這樣一位高級知識分子之口。

  冉閔真的是屠夫嗎?冉閔所做的一切真的如余大才子所說,是什么“祖先的罪惡”嗎?在五胡亂華的時代,游牧民族肆惡狼一樣橫行在北方的中國,漢民族象羔羊一樣的被驅逐和殺戮,多少幸福的家庭妻子離散,多少美滿的家庭家破人亡,匈奴,鮮卑等民族在中國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種族滅絕式的殺戮,在余大才子的眼里似乎都是天經地義的,而當一個叫冉閔的漢族人振臂而起,率領著不甘心忍受奴役與壓迫的漢人展開悲壯的反抗斗爭時,當飽受屈辱的漢人用以血還血的方式去憤怒的打擊侵略者時,這一切在余大才子的眼里似乎就成了十惡不赦的罪惡。只許胡人殺戮,不許漢人反抗,這位成日以“民主”“自由”為標榜,這位視美國為再生爹娘的青年作家,他告訴讀者的原來就是這樣一般的混蛋邏輯。可悲的是,今天眾多的莘莘學子還將其奉若神明,還神往于其大肆渲染的“民主”“自由”思想,我真的很想反問,一個連民族的尊嚴和榮辱都可以置之不理的人,一個面對祖先的苦難表現的如此麻木不仁的人,一個對民族的英雄進行如此惡語污蔑的人,你有什么理由相信他真的會尊重中國人的人權?什么叫人權,不要認為“人權首先是生存權”一語是句空話,生為和平年代的我們試想一下,一個連同胞最基本生存權力都不尊重的人,你能夠相信他所標榜的“人文關懷”嗎?難道在他的心目中,漢民族只有一個一個伸出脖子來,象羔羊一樣等著那些侵略者來砍殺,這就是所謂的“祖先的美德”?這就是所謂的“人文關懷”了?所謂的祖籍四川的北大才子,桃李滿天下的北大怎么培養出了這種東西?人杰地靈的四川怎么養出了這種敗類?

  其實余杰的混帳邏輯并非是個個例。而是存在于許多中國文化人特別是歷史學家中的悲劇。五胡十六國里,漢人的歷史書承認了所有的少數民族政權,卻堅決不承認北方漢人所建立的政權,原因是“名不正言不順”。皇家的正統比民生的冷暖與民族的尊嚴更加重要。歷代歷史書上對冉閔都表現出了極大的抨擊,卻并非因為屠胡本身,而是因為冉閔“犯上”“殺君”,在中國文人的眼里,帝王就是帝王,不管是外族的侵略者還是本民族的皇帝,帝王的權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方面叫囂著“華夷之防”,一方面卻對于“夷人”屠殺漢人的血腥事實不管不問,一方面還對于帶頭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大加抨擊。在某些漢族文人的眼里,武人是卑賤的職業,文人是高尚的職業,評判“武人”的標準在于“忠君”而不是“愛民”,所以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內戰英雄關羽成為了千百年來中國人心中的武圣人,而如岳飛一樣的民族英雄不但得不到相應的尊重,相反卻在今天的歷史教科書里刪去了作為民族英雄的資格。而如冉閔一樣的英雄卻被以“屠夫”的名義牢牢釘在了恥辱柱上,滿清滅亡以后,大多數哭著喊著不愿意剪辮子的遺老,恰是飽讀詩書的漢族大儒們,被頌揚為維新黨領袖的康有為,卻是一個想給滿清人做也不可得的蠢材而已。還有那為虎作倀,滿肚子壞水為滿清皇帝當狗頭軍師的范文程和寧完我們,在今天高中歷史教科書上儼然成了一代名臣。我們總在強調著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如果我們的文化觀念和歷史教科書連最基本的善惡標準都難以界定,這樣的教育只能是虎皮一張。

  少拿什么民族團結來說事,也少拿什么民族平等來當遮羞布,民族平等不是寬容異族侵略的幌子,民族團結也不是寬容屠夫的借口。如果我們寬容了這些侵略者的罪惡,那么類似的情形將會繼續發生。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崔永元在《不過如此里問的好:“我們為什么會一次一次被屠殺。”我想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們總是一次一次以國家團結的名義,輕易的放過了敵人的罪惡,中華民族是一個講究以德報怨的民族,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無論內政的好與壞,都對少數民族表現出極大的寬容和忍讓,在古代,我們一次一次的對漢民強加賦稅,卻不忘記一次又一次對少數民族進行封賞,但是我們一次又一次這樣的寬容換來的是什么呢?漢朝打敗了匈奴,收容了匈奴無家可歸的流民,可是他們卻象狼一樣狠狠的咬向我們。唐朝打敗了突厥,一樣收容了突厥的流民,可是一個叫安祿山的突厥人卻用一場浩大的叛亂回敬了我們。明朝趕走了蒙古人,卻對內地的蒙古人格外的寬容,給了他們平民的權力,明朝收復了遼東,解放了被蒙古人奴役的滿人,幫助他們恢復了家園,給了他們豐厚的賞賜,可是三百年以后,這些白眼狼們卻用揚州的血回報了我們,用剝奪我們的衣冠剃掉我們的頭發回報了我們。就是這些血淋淋的事實,我們的“文化人”們至今視而不見。在最近熱播的電視劇〈〈貞觀長歌〉〉里,居然有“晉永嘉之亂是因為漢人虐待胡人”這樣的混蛋臺詞,如此顛倒是非的粉飾,只能說明某些人好了傷疤忘了疼的本性。

可悲的是,這樣的文化觀念到今天依然存在著,并且具有著廣泛的市場,閻崇年在〈〈百家講壇〉〉里大肆的鼓吹乾隆修正四庫全書,難道他真的不知道這樣的禽獸行為已經遠超秦始皇毀滅文化的“功績”,一部滿清王朝的歷史,本質上就是一部滿洲人毀滅漢人創造力和文化,屠殺漢族人反抗的歷史,關于滿清對中華民族的禍害,我在〈〈滿清,你是如此禍害了中國〉一文中已經做了詳盡的闡述,然而讓人不能忍受的是,今天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依然在用錯誤的觀點荼毒著后人們,閻崇年的歪理邪說居然獲準在中央電視臺播放,柏揚的〈〈中國人史綱〉〉也得到了大陸學子們的廣泛青睞。我們總以為隨著滿清的滅亡和張勛復辟的失敗,滿清遺老已經作為一個歷史名詞消失在歲月的塵煙里,殊不知他們只是化整為零,用特殊的方式繼續污染著現代社會的空氣,從〈〈還珠〉〉到〈〈雍正王朝〉〉,從〈〈康熙王朝〉〉到〈〈乾隆王朝〉〉,從〈〈宰相劉羅鍋〉〉到〈〈江山風雨情〉〉,或是以赤裸裸的戲說嘴臉,或是以正史的名義行歪曲歷史之實,這些滿清遺老們利用新中國在政治和思想建設上的種種不完善的漏洞,繼續不遺余力的進行篡改歷史美化滿清統治的事實。每當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時候,整個亞洲都會義憤填膺,每當日本繼續篡改教科書的時候,中國人民也會怒火萬丈。可是我們想過沒有,一種可與日本人篡改歷史媲美的文化侵略正悄然在中華大地蔓延著,俄羅斯人不會把蒙元歷史當成自己國家的歷史,雖然他們被蒙古人統治的時間遠比我們要長,阿爾薩斯人和洛林人也不會把德國人統治自己的歷史當成自己民族的歷史,雖然他們有著相似的膚色和相貌。法蘭西的歷史雖然遠比我們短暫,卻同樣具有高尚的民族情操。初中時候學都德的〈〈最后一課〉〉,課文中老師恢筆寫下“法蘭西萬歲”幾個大字,年幼的我還不能完全理解此中的壯懷悲情,但是此中的幾句話今天依然記憶猶新“法蘭西文化是一個偉大的文化,掌握了法蘭西文化,無論身在何種異族統治之下,也就掌握了民族解放與自由的鑰匙。”而此時我同樣要說,漢文明是比法蘭西文明更加偉大的文明,復興漢文明才是中華民族走向和平崛起的真正方式。而復興漢文明,首先是要重新糾正我們歷史記錄里的種種偏差,不要以民族團結的名義對漢民族的苦難與光榮進行種種的歪曲,這樣的民族永遠沒有前途,中華民族的歷次浩劫也是由此而肇始  在今天的中國,有兩類的個別文化群體甚囂塵上,一方面以余杰為代表的“青年知識精英”階層,視美國為再生爹娘,以“自由”和“民主”的名義對中國的政治與文化進行大肆抨擊,并對中華民族的傳統文明進行惡意的污蔑。歐洲人在最近三百年走向了強大,可歐洲人并沒有放棄基督教。同樣的道理,中國要走向進步與文明,也同樣無法割裂與傳統文化之間的內在聯系。余杰的〈〈反讀資治通鑒〉〉,就是一部以自由的名義污蔑中華民族歷史的歪理邪說。任何的文明與思想都不可能超脫于他們所處的時代,同樣的道理,漢文明所存在的種種糟粕,也同樣來自于其特定時代的物質基礎與精神基礎,但是世界上有哪種文化又是十全十美的呢?號稱民主與自由的西方文明,直到今天不也留下了種種污點嗎?而西方文明的強大不也正是以血淋淋的資本原始積累作為方式的嗎?漢文明之所以曾經締造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所以在封建社會時代創造了世界上最燦爛的文化,正因為其內在的先進性與進取精神,余杰用今天西方的人權標準盲目的指責中國歷史,他恰恰是犯下了形而上學的錯誤,遺憾的是這樣簡單的道理,許多青年學子依然糊里糊涂,依然奉其為神明。另一類則是滿清的余孽遺老們,他們用“人性化”的方式重新書寫歷史,或以文藝作品的方式,或以歷史學研究的方式,竭力的美化滿清當年的侵略行為,竭力的為百年前種族屠殺的慘劇辯護,并竭力的污蔑所有漢民族治下的政權。更為可惡的是,當有識之士對于這種行為提出質疑的時候,他們就偷換概念,將滿清政治與新中國的政治等同起來,即攻擊滿清就是攻擊新中國,這是一種更加無恥的觀點,新中國難道是滿清政府嗎?難道僅僅因為新中國在政治和經濟建設上走過的彎路,我們就將新中國與滿清統治劃起等號?新中國建立近六十年了,雖然政治和經濟的上我們都曾留下過許多的污點和錯誤,但是在共和國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脈絡里,我們在經過了無數次考驗和劫難以后,依然正在沿著民主和法制的道路走向自由與強大。不要認為這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口號,綜觀幾十年的歷史,中國人的權力是比解放前大了還是小了?中國人的生活是比解放前富了還是窮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是比解放前強了還是弱了?把新中國的政治等同于滿清統治,這是那些滿清遺老們才會玩的文字游戲把戲。而新中國給中國人帶來的自由,尊嚴和富強,滿清王朝可曾帶來過?

  許多朋友到韓國旅游或者留學的時候,發現韓國境內許多古城鎮都矗立著大大小小的“謝明碑”,那是為400年前在抗倭援朝里犧牲的中國將士而修的,但是在中國的教科書中,這場中華民族幫助高麗民族進行的偉大反侵略戰爭卻被故意的淡化了,我們吹捧朝鮮的民族英雄李瞬臣,卻忘記了幾十萬大明將士才是那場戰爭的主力軍。在那些謝明碑前拜祭的多為韓國鄉村樸實的農人,這些村落都是當年被明朝解救下來的,因此他們也就世代記住了中國人曾經給予的恩情,拜祭謝明碑的活動直到今天依然是朝鮮半島許多鄉間宗族節日里的習俗。日本統治朝鮮時代,曾經拼命消除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影響,朝鮮當年所立的謝明碑多被砸毀,但是有許多朝鮮農民冒著生命危險收藏了謝明碑的殘骸,在半島獨立以后,這些謝明碑才得以重新的修繕。幾乎每個謝明碑的背后,都蘊藏著無數感人的故事。可是作為中國人的我們呢?在中國有多少人記得鄧子龍這個人,這是犧牲在朝鮮戰場的明朝水師統帥,有多少人記得刑階和李如松,這是整個抗倭援朝戰爭真正的總指揮。最近韓國發生的一件事情引起了中國人的公憤,一部反映朝鮮民族抗倭援朝戰爭的電視劇故意丑化戰爭里的明朝軍人,刻意抬高當時朝鮮軍隊的地位。可是我對此事卻保持了出奇的冷靜,因為此刻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我手中就有一本中國人段萬瀚所編的〈〈世界五千年〉〉,在這本書里,出于“中朝友誼”的需要,中國歷史學家在描述抗倭援朝戰爭的時候,同樣是刻意淡化明朝軍隊的表現,鼓吹和抬高李瞬臣的地位。所以面對此時韓國人的刻意丑化我只能苦笑,笑中國歷史學家的愚蠢,因為你自己都瞧不起你自己,你又怎能指望別人能瞧得起你?

  韓國人與我們爭端午節,韓國人與我們爭春節,韓國人說四大發明是他們的,我們固然可以笑他們無恥,但是我們同樣應該捫心自問,這難道不是中國人自身文化教育和歷史研究的失敗嗎?俗話說的好:籬笆扎的緊,野狗就鉆不進來。韓國人為什么會屢屢得到篡改歷史的機會,根源不正在于中國歷史學家對于本民族歷史的盲目否定嗎?堡壘都是從內部攻破的,歷史文化也不例外,就拿這個無恥的韓國來說,不說那些別有用心造假的韓國學者們,就是那些普通的韓國文化學者,其腦海里都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即中國文化在明朝滅亡的時候就已經終止了,是那些流亡到朝鮮的前明文化人們把中國文化的精髓帶到了韓國,使韓國文化成為了中華文明的真正繼承。這難道不能從反面說明滿清文化專制的可悲之處嗎?這種流毒帶來的一個惡果,就是今天韓國人在文化爭端上上竄下跳的無恥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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